養(yǎng)殖處理設備糞便污水處理工程

不同畜禽糞便中，不同抗生素抗性基因的豐度也存在很大差異，這不僅與抗生素的使用類型和使用量直接相關，而且可能與抗生素的區(qū)域性使用差異有關.例如，在養(yǎng)豬場四環(huán)素類抗生素使用較多的地區(qū)，豬糞中殘留的四環(huán)素(表 1)及其抗性基因含量(表 2)較高;在養(yǎng)雞、養(yǎng)鴨場磺胺類抗生素使用較 多的地區(qū)，雞糞和鴨糞中殘留的磺胺類抗生素(表 1)

及其抗性基因(表 2)的含量較高.同時，人們研究了減少抗生素使用量對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削減作用.例如，Klare等(1999)調(diào)查了德國全面禁止畜禽養(yǎng)殖過程中使用阿伏霉素(avopracin)之后豬肉和人糞便中大腸桿菌的阿伏霉素抗性，結果發(fā)現(xiàn)，大腸桿菌的阿伏霉素抗性明顯下降.在丹麥動物飼料添加劑中禁用阿維霉素(avilamycin)、*(eryt

hrocin)、*(vancomycin)和維吉尼霉素(virginiamycin)之后，Aarestrup等(2001)調(diào)查了畜禽糞便中大腸桿菌對這幾種抗生素的抗性，結果發(fā)現(xiàn)，抗性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這些都說明抗生素抗性的產(chǎn)生同抗生素的使用息息相關.但是，這種抗性的降低只是表現(xiàn)在抗性程度上，而實際上抗性基因即使在沒有相應抗生素存在時，也會存在長達幾年的時間(Johnsen et al., 2009).另外，很有可能抗性基因潛伏在微生物體內(nèi)而沒有進行表達產(chǎn)生抗性，當存在相應的環(huán)境壓力時，通過基因水平轉移，進入合適的微生物體內(nèi)之后才會表現(xiàn)出抗性.

養(yǎng)殖處理設備糞便污水處理工程

文獻中有關畜禽糞便生物處理過程中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分

禽糞便生物處理過程中抗生素和重金屬抗性基因的賦存特征與削減效果

　　畜禽糞便生物處理的主要工藝為好氧堆肥和厭氧消化，均對抗生素抗性基因具有較好的削減效果.如Chen等(2007)采用實時定量PCR方法調(diào)查了6種*抗性基因(erm)在牛糞和豬糞經(jīng)堆肥處理、豬糞廢水經(jīng)氧化溝和生物濾池處理后的豐度，結果發(fā)現(xiàn)，相比氧化溝和生物濾池處理豬糞廢水，堆肥可明顯削減豬糞中的erm抗性基因，削減率zui高達到了7.3 logs，而其它處理工藝對抗性基因基本無削減.Cheng等(2013)調(diào)查了杭州8個畜禽養(yǎng)殖場中10種四環(huán)素抗性基因、2種磺胺類抗性基因及整合子intl1的豐度和多樣性，并考察了3個

豬場不同廢水處理工藝(厭氧消化+ A/O工藝+生態(tài)溝)對這些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削減情況，結果發(fā)現(xiàn)，12種抗性基因的豐度在經(jīng)過厭氧消化后，大部分有所降低，但在后續(xù)的生物處理過程中，基本無變化，有些抗性基因如sul1和sul2豐度反而有所增加.

　　目前尚未有針對畜禽糞便厭氧消化和堆肥過程中抗生素抗性基因變化的研究報道，而對污泥厭氧消化過程中抗生素抗性基因變化的研究較多.如Ma等(2011)在實驗室條件下研究了中溫和高溫厭氧消化對中9種抗性基因的削減情況，結果表明中溫厭氧消化能大幅削減sulI、sulII、tetC、tetG和tetX，并且隨著水力停留時間的增加，削減效果更明顯，但tetW、ermB和ermF反而會增加;47 ℃、52 ℃、59 ℃的高溫厭氧消化能夠更有效地削

減tetW、ermB、tetO、tetX和ermB、ermF，卻對其它抗性基因和intl1的削減效果很差，tetC和tetG反而有所增加;然而，污泥熱水解預處理能夠有效削減所有的抗性基因，但厭氧消化之后抗性基因都出現(xiàn)了.Diehl和LaPara(2010)在實驗室條件下研究了22 ℃、37 ℃、46 ℃、55 ℃條件下厭氧消化和好氧消化對污泥中tetA、tetL、tetO、tetW、tetX和intl1的削減情況，結果表明在37 ℃、46 ℃、55 ℃厭氧條件下，各種抗性基因都能大幅削減，但在好氧條件下各種抗性基因卻基本無削減，他們據(jù)此提出高溫厭氧消化或許是削減各種抗性基因較好的方式.

　　重金屬抗性基因在畜禽糞便生物處理過程中的研究尚未見報道.總之，好氧堆肥和厭氧消化對畜禽糞便中抗生素和重金屬及其抗性基因的削減均具有一定的效果，但工藝類型、工藝操作參數(shù)及微生物群落等對畜禽糞便生物處理過程中抗生素和重金屬及其抗性基因賦存與轉歸的影響，需要進一步的試驗研究.

　　4 畜禽糞便土地利用過程中抗生素和重金屬抗性基因的賦存特征

　　畜禽糞便的土地利用給環(huán)境帶來了大量攜帶有抗性基因的微生物，但這些微生物所帶來的影響，相對于攜帶的抗性基因來說，可能只是瞬時的(Heuer and Smalla， 2007).Heuer等(2008)研究發(fā)現(xiàn)，豬糞施入土壤后，土壤中微生物群落在* d受到了較大的影響，但很快又恢復了;而在175 d之后土壤中sul1和sul2兩種抗性基因的豐度仍然達

了10-5 copies/16S rRNA.Heuer和Smalla(2007)研究了糞便和磺胺類抗生素對耕地中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協(xié)同選擇作用，結果發(fā)現(xiàn)這種協(xié)同作用至少持續(xù)了兩個月，這主要是因為糞便中攜帶有更多的伴隨有多種抗性基因的質粒，這些質粒轉移到土壤中土著微生物體內(nèi)，*地延長了抗生素抗性基因在土壤中的存活時間.Knapp等(2010)分析了新西蘭在1

940—2008年間的土壤樣品，發(fā)現(xiàn)自從1940年開始大面積使用抗生素之后，土壤中β-內(nèi)酰胺類、*及四環(huán)素抗性基因的豐度逐年增加，并且還在繼續(xù)增長，這與自1950年開始大規(guī)模使用獸用抗生素*.總之，畜禽糞便中微生物進入土壤之后，并沒有對土壤中微生物群落結構產(chǎn)生太大的影響，但其中的抗性基因通過基因的水平轉移，卻在土壤中保留了很長時間